费孝通民族研究的文化内涵(3)

　　乡镇企业大发展，大大推进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乡镇企业出现转制转型，形成了私营个体经济大发展和多种所有制共同繁荣。费孝通又将思路上升到区域合作发展的新模式上，他在1987年提出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的设想，主要是甘肃的临夏和青海的海东两个地方跨地区合作。九十年代初他向中央建议搞长三角开发区，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带动整个长江流域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上海率先进入“自贸区”实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武汉重庆考察，高度重视长江流域黄金水道建设问题。费孝通在珠江模式追踪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珠三角模式和南岭协作区的整体扩大，与东南亚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这一倡议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也得到东盟十国的普遍响应。从2004年起每年在中国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同期举办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已成功举办了十届，促进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费孝通几乎同时提出黄河三角洲开发，在天津专门讲过几次设想，强调港口与腹地的关系，对沿渤海湾开发和港口建设专门向中央提建议，今天也发展为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包括现在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也是费孝通最早提出激活早就存在的丝绸之路，带动西北、西南的整体发展，在他的“凉山行”和“甘肃行”中就能找到根。费孝通总是站在时代的前沿，紧贴中国的实际，针对中国各地不断发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不断到全国各地调查研究，先后去吴江28次、甘肃11次、广州5次、常州5次……，跑遍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各个省区，他总结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经验，提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才不兴”。他谈得最多的是如何富民，思考最多是中国发展之路，着力于引导性文化变迁，努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三、从文化反思、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

　　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费孝通沉寂了二十年。政治风云变幻所带来的国家和个人遭遇，对于一个学者既是灾难也是一笔财富。从受人尊敬的领导和教授，到“不准乱说乱动”打扫学校厕所的改造对象，“文革”这段角色颠倒和错乱的经历，使费孝通意识到在过去的调查研究中，“始终是一个调查者的身份去观察别人的生活。换一句话说，我是局外人的立场去观察一个处在生活中的对象”，认识到社会和人是辩证统一体中的两面，在活动的机制里互相起作用。他晚年反思潘光旦先生为《生育制度》一书作序时所写的《派与汇》，当时就批评他“见社会不见人”的倾向，忽视生物个人对社会文化的作用[12]。“这种自觉可说是一方面既承认个人跳不出社会的掌握，而同时社会的演进也依靠着社会中个人所发生的能动性和主观作用。这是社会和个人的辩证关系，个人既是载体也是实体。”这种新人文思想，使费孝通的学术思想产生了又一次的飞跃，进入了心态研究的层次。他说：“我回顾一生的学术思想，迂回曲折，而进入了现在的认识，这种认识使我最近强调社区研究必须提高一步，不仅需要看到社会结构还要看到人，也就是我指出的心态的研究。”[13]这也埋下了费孝通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的伏笔。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首先面临人口和就业两大社会难题，费孝通通过对大瑶山和江村两地的重访，在1983年提出做活人口这盘棋的“两个眼”：“要做活这块棋，拿围棋的语言说，必须做两个眼，就是要为新增的人口找到两条出路，使他们不成为一个消极的包袱，而成为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去年我带着这个问题访问了我家乡的农村，又访问了广西、新疆和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看出了可以为人口这块棋做两个眼的地方。一个是在作为农村经济文化中心的小城镇，一个是在亟待开发的少数民族地区。”[14]从此以后，费孝通就沿着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这两条大思路，行行重行行。

　　费孝通一直关注中国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最早提出边区开发的构想，主张“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为新世纪党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鸣锣开道。根据在内蒙古包头等地的调查，他提出要防止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两个失调”，较早提出了人和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面对剧烈社会转型时期少数民族的文化困境，他提出发挥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优势促进当地发展的思路，重点关注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问题。他强调指出：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很多好的、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我们要帮助他们发掘出来，帮助他们发展。……应该用平等态度对待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我们现在搞的人文资源的开发，就是要重新去认识它、理解它、发掘它[15]。“所以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大声疾呼，要注意对古代文物和传统文化的保护，要只是为了一点小的眼前的经济利益，而牺牲了我们几千年文化遗存下来的一些宝贵财富，那就得不偿失了。”[16]

　　从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开发，进而提出人文资源的保护和发展，标志着费孝通的民族研究视野的不断扩拓，更是从民族研究不断拓展他的文化探索思路。他在《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一文中写道：“学习社会人类学的基本态度就是‘从实求知’，首先对于自己的乡土文化要有认识，认识不是为了保守它，重要的是为了改造它，正所谓推陈出新。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17]事实上他早在八十年代末的东部发达地区调查中，就发现农民家里没书也无读书的热忱，这不仅有悖于中国社会“耕读传家”的传统，也不符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平衡发展的现代理念，他提出“富了过后怎么办”的历史性提问，民族地区的文化失衡现象更令他忧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