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民族研究的文化内涵(2)

　　回顾费孝通的人生，正如他诗里写的一样“多经暴雷雨”、“荣辱任来去”[7]。他经历了两次婚姻，前妻王同惠大瑶山之死是他一生的痛，促使费孝通坚定不移地去实践他们年轻时的梦想，义无反顾地毕生“用一人的体力来做二人的工作”；他经历过三次死亡考验：1935年大瑶山是“我应该死而没死”，1946年昆明民主运动是“有人要我死而我没有死”，1966年文化大革命是“我考虑过自杀但是没有去做”[8]。无论人生如何起伏跌宕，费孝通都始终不渝地坚持“我们所认定‘从认识中国来改造中国’是救民族的正确大道，”坚持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国的文化和社会。费孝通在晚年写道：“我是想从人类学里吸取‘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科学知识。我这样说，也这样做。一生中虽则遇到过种种困难，我都克服了。年到七十时，我还是本着这个‘志在富民’的目标，应用人类学的方法，到实地去认识中国农村，中国的少数民族，凡是穷困的地方我都愿意去了解他们的情况，出主意，想办法，帮助他们富起来。我是由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里得到的方法和知识去做我一生认为值得做的有意义的事。” [9]

　　二、志在富民推动引导性文化变迁

　　新中国的建立，极大地鼓舞着爱国知识分子，他们热情洋溢地投身新国家的建设中。费孝通受中共中央的委任，参与了民族慰问、民族识别、民族大调查、民族学院组建及其相关的教学活动，这不仅使费孝通对中国多民族多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将他的学术思考和研究引向了第二个阶段，即学术为社会服务，开展社会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就研究内容上说，从文化模式和类型比较，转向对文化变迁、特别是引导性文化变迁的研究和应用。如建国初的民族慰问活动，就是在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下，1950年春由中央民委主持开展的“上来下去”为主题的民族工作。所谓“上来”，就是请地方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到内地参观，到北京向毛主席致敬，以联络民族感情，了解民族情况。所谓“下去”就是组织中央民族访问团，到各民族地区去访问，传达中央和毛主席对各族同胞的关怀和慰问，宣传《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消除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10]。民族识别是新中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前提，而民族大调查既是配合民族识别，也是为了摸清家底，保存珍贵历史文化资料，组建民族学院是为民族地区培养建设人才，都带着强烈的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以及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快速发展的政治意图。

　　费孝通不仅参与和领导了这些活动，他的文化研究相应也转变在推动文化变迁上。这个时期他写的《兄弟民族在贵州》、《广西龙胜民族民主建政工作》、《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份调查报告》、《大理历史文物的初步查访》等就是其代表性作品。最典型的是1951年11月费孝通担任中央访问团副团长、广西分团团长时所写的《广西龙胜民族民主建政工作》一文，给我们呈现了当时广西民族地区民主建政、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具体做法：“民族民主建政加强了民族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原来，干部思想上对民族民主建政有顾虑，怕少数民族闹独立，不好领导。事实则相反，满足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要求，他们就会更相信和更依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相反的，我们知道有个别地方，因为怕少数民族闹独立，不敢提区域自治，结果群众要求更激烈，自己去开会，怀疑政府，反而助长了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回顾广西以至全国六十多年的民族关系，我们不能不感慨当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英明、政府民族工作的深入细致以及党的民族政策所产生的长远效应。其关键就是全心全意代表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充分信任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这对我们推进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无启示。

　　改革开放以后从二上大瑶山调查开始的第二次学术生命，让费孝通格外珍惜，年届七十的他以“只有十块钱”来惜时如金。1978年费孝通再到金秀大瑶山调查，对比解放前后四十三年的情景，他欣喜地看到“换了人间”，金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1981年他三上大瑶山的时候，他看到政治上的区域自治和经济上的互惠互利之间的矛盾。解放以前金秀是七个县分而治之，解放后在1952年建立起全国第一个瑶族自治县，在政治上实现了瑶族的平等和自治，但是在经济上反倒形成了一个山地和平原的隔离，画地为牢。平原的汉族想要山里的木材，山里的瑶族每年缺粮两个月，尤其是在人民公社时期，汉族到山里偷砍木材，瑶族见到就赶走，瑶族到山外去赶集，想买点粮食，汉族也不卖。画地为牢的结果，出现了一个政治上平等却在经济上割断了联系。在费孝通的一再呼吁下，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把原来属于外区的桐木镇、头排镇划给了金秀，这样就使得金秀不仅有山区，还有平原区，不仅有林区，还有农区。尤其是今天的桐木镇，已经成了金秀县最大的城镇，人口超过了县城，而且也是整个金秀县的工业基地，费孝通据此提出民族区域自治不是画地为牢，既要体现政治平等更要加强经贸联系。1982年四上大瑶山的时候，费孝通又指出“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山区不能够以农为纲，也不能够单纯地搞工业，为老百姓致富出了很多主意。1988年五上大瑶山，他不只是看到了大瑶山，提出构建岭南开发区，实行整体连片发展战略，进而形成与香港、东南亚、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区。为以后形成的东盟10加1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出了先声。

　　三入江村的调查，将费孝通的文化类型比较和引导型变迁接续上他毕生研究的另一条线，即从开弦弓村的调查，再加上云南三村的调查，走出了城乡关系调查研究的路子。通过城乡关系到边区开发研究，他抓住了中国最要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城镇化、特别是小城镇发展问题，在中国特定的背景下，中国的工业化是从乡镇企业开始的；他紧接着看到边区，比作全国一盘棋下的“两个眼”，最初从知青返城带来的人口问题，扩展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视野。他从一个村，上升到小城镇，总结出多种发展模式，最后扩大到整个区域发展。具体来说，费孝通从吴江开弦弓村和大瑶山六巷村的调查开始，在八十年代初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1957年二到江村调查他就发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割断了城乡关系，城乡分裂的结果是粮食增产了，农民却更穷，反而吃不饱了，这也是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之一。新中国在建国初特定的环境下，不能不集中全部力量搞工业化、推进城市化，部分牺牲了农村和农民的利益。改革开放过后，国家日益重视“三农”问题，全国改革从农村松绑搞活开始，费孝通及时提出“小城镇，大问题”，乡镇企业应声而起，首先表现为苏南模式，以集体所有制为特征的草根工业。接着他总结出珠江模式，以港澳台“三来一补”，资金、原材料、市场三头在外，但在大陆加工，发展外向型企业。紧接着他发现以个体私营为主的温州模式，以后又有以庭院经济因地制宜的民权模式等。他在全国总结出不同发展类型的好几种模式，国家也建立了各级乡镇企业局，指导和鼓励各地农村乡镇工业的发展，逐渐改变了各地的产业结构，引导中国成功跨越小农经济的桎梏。美国学者文一总结中国独特而快速的工业化道路时指出：“上世纪70年代初期，也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中国的制造业与美国相比不值一提；到了80年代，中国的原始乡村制造业开始繁荣，继而引爆了一场轻工业革命，使中国的重工业能够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起飞，并从此开始超越一个又一个当代制造业强国；并最终在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11]这一历史进程，费孝通的《行行从行行》等著作都有详细的记载和分析，正是费孝通的草根工业理论和乡镇企业多种发展模式总结，揭示并引导中国独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路径。